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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影影绰绰网编辑：屏东县时间：2025-04-05 20:01:12

[14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四。

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，既然是自同于大全，就不是以此合彼，实现外在的超越。冯先生指出，人性有两种意义，一种是逻辑学的，即人之所以为人者。

它是一种直觉的认识，也是一种意义的认识。境界说应该说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所作的反思，所谓天地境界，无非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观点看待宇宙人生的问题，如果说超越是存在的，天地境界也应是存在的。[4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自序》，第370页。当然，这里所谓社会群体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社会集团，而是古代农业社会中以家族为核心的群体。[14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自序》，第211页。

一个东西的意义和一个东西的性质是不同的。[2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学术文集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49页。空无之美不可称，但有形之故却是存在的，这个故就是理或至理、天理。

自然就是人的真性，无为就是顺其自然之性。[6] 因为自然不仅是喜怒哀乐之情，而且是超越的本体存在，正其情就是通过自我超越，实现自然的理性原则。这个天理，虽不是后来理学家所说的理，它仍然保留着自然的形式，但实际上却变成了道德伦理。这一点又一次表现了玄学心性论的特点。

因此，它主张存实去名，反对守名而累实。他把人看作纯粹自然的人，只和自然发生关系，与社会处在对立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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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，真可谓多忧也。它只需要目前的肉体快乐。理以有体为、为原，无疑是玄学有无之争的根本论题，但他的落脚点却落在名教上，从而必须落在心性上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要否定和取消名教伦理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美丑、善恶等是客观的，好恶、喜怒之情则是主观的。追求个体的形体享乐，以及感性欲望的满足，才是人的本性。这除了理论上的原因之外显然与所谓伦理沦丧的社会现实有关。* 原载《哲学研究》1990年第2期，第93?102页。

嵇康并不反对人的生理需要，但他主张一切生理欲望都要符合自然之理。这就是他所说的与道同体、以无为心，实现人的真正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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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40] 它对儒家名教的批判是彻底的，对玄学超越论的否定也是坚决的。[1]自然不仅是功能，属性范畴，而且变成了存在范畴。

因此，人各有性而性各有极[28]，这个极就是自得之性、自得之理，不是任何外在的原因使然的结果。进而言之，就是肆之而已，勿壅勿阏[41]。这种认识必然伴随着人的功利需求或欲望，它是外在知识而不是内在本性，是社会名教而不是自然存在。天理先于万物而存在，是生化万物的根本，它既没有目的性，也不是无那样的本体存在。这种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，也许是王弼心性论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。这种享乐主义和西方的快乐主义既有相似，又有不同，相似之处在于，二者都是感性主义的，不同之处在于，后者追求一种理智的合理性，《杨朱篇》则追求情感的满足与快乐。

他认为人性完全出于自然，个体存在和自然界是合而为一的，只有保身修性才能与自然之道同体。因此，只能各据其性，各安其性，即只能居于性分之内，不能越出性分之外。

情是心所固有的，但这不是道德情感而是自然情感，一切情感需要如果符合自然之性，便是全其性，正其情，也就是达到同客观规律的完全统一。裴頠的任务是肯定名教而反对超越，肯定有为而否定无为，他虽然不得不从本体论上进行论证，因而吸收了自然论的思想，在反对目的论和造物者这一点上同所有玄学家是共同的，但他所说的有，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存在，他所说的理，主要是社会伦理和名教纲常，所以他只强调天理、至理的重要性。

裴頠一方面论证万物以有为体，否定了王弼等人的最高本体无。如果说，嵇康、阮籍是玄学自然主义的代表，那么，从向秀到裴頠，则走向它的反面，变成了伦理主义者。

[8] 自然之性只能顺应，不可用人为的仁义之类去改变它，圣人治理天下，也应该使自然之性得到充分发展。这里表现了郭象对人的个性的承认以及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，只要人人都能自足其性，实现了自我价值，也就无所谓贵贱大小，都能逍遥于自得之场。[39]《列子集释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218页。夫物之性表虽有理存焉，而非性分之内，则未尝以感圣人也。

嵇康所谓自然之理，和王弼一样，指超越的理性原则，但他更强调内在性。这个变化，说明玄学批判精神的弱化，也说明道家与儒家的进一步结合，其实质是把自然天理化，把天理人伦化。

是出于内在的本性，还是出于外在的教化。他对天人关系这个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，作出了玄学本体论的回答，因而成为中国心性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。

五不管是玄学前期的自然论，还是后来的名教自然合一论，都没有明确解决感性与理性、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关系问题，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玄学心性论。这个思想，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理学家包括王夫之等人。

问题在于，是出于自然，还是出于人为。夫不虑而欲，性之动也。正因为没有超越的普遍的绝对本体，因此，各人有各自的本性，这就是性各有分[31]。性动者，遇物而当，足则无余。

他承认有一个生生化化者，但它并不是无，而是自然之理或天理。但是，这种批判虽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，却并不彻底，更没有取代儒家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。

不以顺性命，反以伤自然。它承认万物有异有同，但人人都要走向死亡，这是人的真正归宿。

[41]《列子集释》，第222页。越名任心，故是非无措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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